中国制造十问:隐形冠军模式对中国并不适合?大而不强,一点都不丢人?

发表时间:2021-11-24 11:12作者:林雪萍来源:《制造界》


不能把“专精特新”用一种情绪性的色彩定义成民族制造的英雄。对中国这样多元多层次的制造大国来讲,专精特新只能是一个阶段性的过渡性策略。因为只要一家技术突破了,必然会涌进更多的企业,很难成为想象中的少量隐形冠军。这意味着,德国隐形冠军的模式,对中国未必适合。西蒙所定义的隐形冠军,基本都是全球化布局。因为只有放在全球化的大池子里,才能养活一个国家(如德国)的隐形冠军。如果去掉全球化的出口通道,把德国制造压缩在德国8000万人口的市场里,这些隐形冠军可能立刻就会窒息。
而在中国,专精特新企业,很少有着全球化的格局。这真是一个巨大的矛盾。专精特新意味着稀缺,它在拔河绳上的另一端,就是中国制造最常见的红海舰队:同质化竞争

0/ 导语:地缘制造与供应链攻防战

地缘制造,是一种掺杂了非经济因素的区域联盟竞争力。这两年尤其常见,如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工业国家都在强调如何把供应链搬到本国,强化本地制造。当国家安全性,被置于供应链自由流动性之上,超越了经济性的时候,地缘制造就开始出现。

地缘制造,跟地缘政治也可以有点血缘关系。在古代,辽国与北宋战火连绵不断的时候,宰相寇准力谏宋真宗,果敢北上,并在澶渊(今河南濮阳)这个地方,跟也打不动了的辽朝掌门人萧太后,确立了澶渊之盟。双方都有自己的家事难缠,都有强烈的和平愿望。这个盟约,辽得“实惠”宋“得名”,最主要的问题,领土反而被搁置了用金钱换取和平,开创了邻国之间全新的外交框架。而在现代,地缘政治已经成为了最重要的邻国外交形态。制造本来是相对中性的,而经济性和理性对于国别之间的摩擦,起到重要的润滑作用。而现在,地缘制造正在发挥更大的作用,围绕着国家产业和企业,相互之间进行技术结盟和产业连接

地缘制造,首先就是国家政治意志的较量,在有些场合它变成了被人诟病的产业政策。但是它现在变成了长沙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为了保护大型企业,德国政府在学习;为了半导体供应链,美国也在学习。

在宏观层面上,此后任何一个国家,再也不能理直气壮地抱怨中国的政府补贴。彼此彼此,大家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最近,终于在接受了日本政府的巨额补贴之下,台积电将在日本建厂。这一行动,实在是不同寻常,打破了多种惯例。首先,它只给一家公司服务,那就是全球CMOS图像传感器的霸主:索尼。尽管索尼占据一半以上的份额,但后来的追兵韩国三星和海力士就像蚊子一样盯了上来,实在恼人。但更重要的麻烦在于,这种传感器也无法逃脱芯片的控制。而这次,就在自家门口附近的土地上,与台积电一起投资500亿元人民币,建立一座专用工厂,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这是台积电在日本建立的首座芯片制造工厂,没想到成为私家工厂,专芯专用。

最不寻常的是,背后支持者日本政府,跟美国政府一样,它将以补贴的方式支持台积电项目。如果说台积电在美国还有英特尔这样心怀“仇恨”的追赶者,在日本它就是纯粹的人气明星。日本政府的姿态很低,为了吸引台积电在日本设立半导体工厂,每个月都要召开两次30分钟的会议,专门讨论如何伺候好”台积电,以便它能建立工厂。

日本政府谦卑的“招商引资”的态度,终于打动了虽然春光明媚但也忧心忡忡、如履薄冰的台积电。这次80亿美元的投资,将是台积电迈出去的重要一步,而日本政府将出资40亿美元。日本自有算盘,希望借助于这样的机会,拉动国内厂商重建日本的半导体供应链,重现昔日荣光。毫无疑问,台积电现在是全球红透透的制造明星,拥有了制造能力似乎就拥有了一切。芯片荒的短期产业印象,加重了政治家干预供应链的长期雄心。

虽然有争议,但日本政府觉得还不够。在它的眼里,为了半导体,欧洲补贴1万亿元人民币,美国补贴3200亿元人民币,中国补贴6000亿元人民币。日本政府还有更多的路要走。下一步,万亿日元规模的半导体基金,则是日本制造界和政府争取的目标。

供应链稳定,已经上升到国家的经济安全。这种产业分工的忧患意识,很少会出现在发达国家的议会厅里。而芯片之战,以一己之力,确立了政府对市场干预的必要性。经此一役,传统认识正在被一扫而空,无论是宏观的政府有形之手,还是传统的管理理念。

而在企业经营层面,由日本丰田实践而确立的日本制造方式:零库存,它的理论根基正在经受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创立以来最危险的一次晃动。彼时,麻省理工学院Womach教授撰写的《精益生产方式——改变世界的机器》,以及美国密西根大学Liker的《丰田模式》,两本畅销书开创了日本制造优越性的赞歌,在美国和全球引发了深度的模仿。而这次“芯片荒”,以及集装箱的短缺,精益制造的零库存,在非常时间之下,简直不堪一击。谁能抢下足够多的芯片,谁就是市场上的王者。连苹果这样不可一世的电子巨头,都要慎着芯片用,把芯片从iPad尽量多地转向利润更大的手机。

而这场“抢粮食”的最早信号,发生在2018年年底。嗅觉灵敏的华为疯狂抢货,四处购买零部件。这一非凡的行动,堪称供应链上的敦克尔大撤退,为自己后续的保卫战,留下了宝贵的时间。而2019年5月16日,美国正式制裁华为。备战备荒的时间超前性,超越了简单的经济性。这简直就是一场供应链攻防战。用战争的残酷性和调兵遣将,来看待供应链的重新分配问题,将是一个有用的视角。

地缘制造,与供应链攻防战密切相关。它会使得区位的科技优势和供应链制造能力重新组合,以便发挥更大的作用,资本的力量会在技术和人才之上形成强势叠加。而技术联盟,则会形成更加有针对性的战略合作。这种交织在一起的针对性选项,已经远远不是传统的禁运清单(如限制国外特定技术流向中国的瓦格纳协议)所能够表达。

地缘制造对于企业而言,是一个并不情愿的局面。处在一个有机体的血管末梢,追逐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家可以说是地缘制造的受害者。全球化受到了某种伤害,而企业家必须出招,必须学会仓促应对

日本政府打算为索尼一家公司,提供40亿美元的补贴,这可谓石破天惊之举。台积电在日本撕开了一个全新的口子,就像架设了一道新的望远镜。由此望过去,宇宙满天繁星的运转,有了更深刻的转变。而全球供应链的运行机制,自此大不相同。

地缘制造呈现了国家意志、产业变迁和企业家雄心三种不同的力量的交织。力量的源泉不变,但受力面将会大有不同,将已经确立秩序的全球制造星球,呈现新的形状。

中国制造企业,将如何应对?不妨可以将全球制造格局分为长中短三个周期来看。长周期是国家较量,中周期是产业形态的弯曲和产业板块的重塑,而短周期则是企业家需要做的事情,积极迎接全力的制造统治力法则。理清楚这三个周期中的十大问题,就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制造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之路。

1/ 是否遭遇到了全球化逆流?

长周期涉及到三个问题,分别是国际化逆流、国内消费形势全球供应链正在酝酿的新形态

中国从2001年加入WTO以来,国际化一路顺风顺水,国运昌盛。但这两年受到了一定的阻力。然而,值得识别的是,这个阻力不是全球化的阻力,而只是国际化的阻力。

全球化是以子系统与大系统之间的关系看问题,表达了我是你们”;而国际化则是以平行系统之间的关系,表达了我和你们”。尽管有地缘制造,但却并非否定了全球化分工的存在。全球化依然势不可挡,但毫无疑问,国际化逆流已经长出与众不同的尖角。每个国家都在盘算自家制造的安全性和更大的利己性,这使得国际化与全球化的差异性开始变大

供应链的流动性受阻,就是国际化逆流的最明显表现,很多国家强调制造的安全性。其实供应链的弹性和安全性,一直是美国国防部最关心的问题美国没有工信部这样统抓工业的部委,而是通过国防部、能源部和商务部联合推进。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在离职时提醒美国要警惕的军工复合体,反而得到了发扬光大。美国工业的发展就是以军促民、军民两用,各种民工技术从军工、从航空航天开始分级扩散。因此美国国防部最为关心基础工业体系,是否能够有效支撑美国国防工业的要求。十几年来,每年都会出台一个美国制造供应链弹性的报告。近两年,这种威胁论更加明显,而且采取的行动也要比以前要严厉得多。这跟美国政府的各种制裁,叠加在一起。

然而,在2021年10月美国财政部对过去一年制裁情况的回顾报告中,发现制裁并不是特别有效。制裁案例已经累计12,000例(包括已撤销的3000例),力度大幅度增加,但从贸易角度看,对中国的依赖并没有减少。与此同时,美国希望拉着盟友一起打压,而盟友也是半信半疑。美国在经济上对中国一个大棒子打下来,并不是那么有效;而带着胡萝卜四处招摇,也不是那么有效。

大国有大棒和胡萝卜挥舞,意在重振制造业,打压外部供应链;而小国只有原料资源,可出的牌张有限。但二者的情况,并无太大的不同。

东南亚国家这几年在制造快速崛起,形成不可忽视的地缘制造。越南自不必说,跟墨西哥一样,作为两个最大经济体的邻居,充分享受着地缘制造的红利。而原材料资源丰富的印尼,也在考虑如何把锅盖子按得再紧一些,隆隆向上的蒸汽最好都留在锅里。印尼是全球最大的棕榈油出口国(马拉西亚次之),也是锂电池发展所必不可少的优质镍土矿的大户。印尼政府,正在考虑所有的原材料都不出口——所有的大宗商品。如果其他国家想利用这些资源加工,那就到印尼来投资,在本地设厂丰田两年前就开始在印尼投资20亿美元,发展新能源汽车。而韩国LG集团则签订了一份上百亿美元的电池投资协议,其中规定用于镍矿中至少有70%必须在印尼进行加工。而上通五菱早已经在印尼深扎根基,开设了128家经销门店。在东南亚的地盘上,日本汽车耕耘多年;美国品牌撤了,德国品牌撤了,而中国汽车反而开始凭借电动车的优势逆向杀进去。地缘制造已经让各国都想着一定要把制造握在自己的手里,印尼可能根本就没有想过,自己的工业基础设施能否消化这些原材料。但对于企业家而言,要享受印尼的优质自然原材料,和甜美的阳光,就必须深入印尼市场,与本地政府合作。地缘制造,就像两把过招的宝剑,正在发出清脆的撞击声。

如果说,美国成熟而现实的政治家,已经发现中美全面脱钩是不可能成立的。于是美国精英也在提有限脱钩”,将科技输出限制在有限的领域。其实有限制裁方式,也不太成立,容易像飞出去的旋镖,有可能会折回来伤到自己。

美国商务部10月下旬披露的文件显示,尽管处在美方断供名单中,华为、中芯国际这两家公司,从2020年11月到今年4月期间,仍然得到了美国政府部门签发的大量许可证,价值超过千亿美元。给华为供货的美国供应商,许可证授权合同达到了610亿美元,而中芯国际则得到了另外420亿美元。即使是在黑剑之下的华为,美国企业的申请通过率也达到了近70%。日子也没有那么糟糕。因为如果美国政府下手太重,这些订单就可能转向日本、欧洲等供应商。这是美国商务部最不情愿看到的,这也是美国议员一直想推动非常具体的断供清单,迟迟不被商务部接受的原因。

不仅仅表现在商品的交易,专利也受影响。这两年,中美的合作专利急剧下降,但是这些合作专利,实际上都被日本、德国、法国消化了。世界制造与中国制造的全球化合作意愿,仍然非常强烈的存在。美国如果寻求有限脱钩,很多利润就会转移到其他国家。中国或见损害,盟友获利更大,而美国则欠收巨大,这是美国企业家最担心的地方。

2/ 高品质消费是不是全部?

回头看长周期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国内的消费形势变化

中国高质量的发展很容易被误解成“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但其实这只是高质量发展的一条明线。最典型的是要有像日本一样的压力锅,或者德国双立人一样的厨具。还有一条暗线,跟“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相关。那就是高质量消费,需要同时带动整个上游供应链的升级。这是消费者、品牌制造商和上游供应链的三家合力的局面。

消费者的品牌口味正在发生变化,对国货产生了更大的包容度阿迪达斯今年上半年的年报显示,尽管在全球都是增长,但在中国却是下降的。阿迪达斯的CEO为此感慨道,中国人的品牌观已经变了。言外之意,国人对国货品牌有了更高的趋同度。这在很多层面都能看到,近两年迅速崛起的元气森林饮料,也在试图挑战可口可乐的年轻人大本营。而在4月份上海车展,最引人瞩目的展台是上通五菱为年轻人准备的敞篷车、长城汽车厂的硬派越野车坦克,而传统的BBA车辆则不再是最重要的霸屏角色。

这背后有一个关键性的消费者群体Z世代的消费观正在变得强大。这批1995年以后出生的年轻人,品牌观跟传统消费人群有着很大的不同。从六零后、七零后的贫穷年代走过来的人,对国外品牌反而更容易有一种报复性的迷恋;而现在的年轻人则更容易受情绪化的社群和意见领袖所吸引。得年轻者得未来天下。

既然消费者对中国的品牌不会无动于衷,那么品牌制造商自然不能无为而治;而更上游的供应链,则不可无足重轻。


中国从2009年开始电动汽车的规划,在全球都是抢先一步,为现在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先发优势。这使得蔚小理三大造车新势力可以迅速崛起。而同步发展的动力电池,则为中国的装备制造,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会。以前合资公司的汽车厂的产线设备都是由外方直接采购,根本没有中国制造商的白名单机会。而现在动力电池如宁德时代、比亚迪的自主采购,使得中国激光装备迅速杀出一条血路。中国激光在过去经历了黄金十年的发展,形成了全链条的全面突破,占据全球近60%的市场。全世界的激光玩家,都必须看住中国市场。而激光加工的发展,正是靠着动力电池、光伏、消费电子等这些国内大发展的行业。

从高品质消费开始,中国制造呈现联动式突围。从消费者端,到品牌制造商,到装备制造商,完成了全链突破。

中国制造正碰上国运时刻,这是中国制造供应链全新生产的弯月牙。它的长大,需要的只是时间。

3/ 供应链形态,分工还是垂直整合?

那么,供应链的形态,是否会出现新的变化?答案是肯定的。一辆汽车,最早是机械主宰,然后进入电气控制,现在进入软件定义时代。一辆车的价格,在1995年,软件价值占比不到5%。到了2010年,这个比例是15%。再到2025年,软件占比将达到25%。它所前进的每一步,都是从机械价值占比所夺取过来的。这就是为什么无论是大众汽车还是宝马,都想变成一个软件公司。这不是追赶时髦,而是利润之争


换个角度看,汽车已经变成一个大号手机,代工模式会变得非常常见。整个制造系统,将发生巨变。

汽车的制造系统,是所有能够影响人类生存方式中最为出色的一种。上个世纪初,福特先生在胭脂河的工厂是一个超级的工厂,彼时有20多万人,从煤炭,到底盘,甚至到肥皂都能自己做1908年这一年的光芒好像是属于福特,他以一己之力,让流水线模式成为美国制造系统的象征。然而这样的历史传奇并不公平,因为这一年它还需要分出时代奖章的另一半,送给杜兰特先生:这一年他以别克汽车为基础创立了通用汽车。福特是集权的象征,单一的T型车大生产不仅创造了汽车的神话,更是创造了一个丰满的中层阶级;而杜兰特则是分权的首创者呈现了多元化和分布式制造。两种不同的生产哲学开始各自行走,福特首先占了上风,而当T型车再也无法独占鳌头的时候,汽车发展史的转折点就开始出现了。杜兰特的通用汽车迅速成为美国汽车界的老大,足以证明多品牌更加符合不同人的口味。加上其他的德国大众、日本丰田的努力,全球化分工已经豁然开朗。

然而最近这几年电动汽车呈现了全新的价值取向电池更像是领导者。即使是天下第一强势的苹果,在制造苹果汽车的时候,都无法让宁德时代、比亚迪屈服而在美国建立工厂。大众、宝马、通用都会发现,他们需要向电池制造商适度的弯腰。上海大众汽车,面对宁德时代“骄横”的付款条件,也是无可奈何。于是汽车制造商开始纷纷跟电池厂合作,采用不同的方式进行结盟——如果不是巴结。芯片更是如此。主机厂向零部件厂商示好,这是汽车百年历史从未有过的现象。有限的垂直化整合,开始抬头。

特斯拉在自己工厂里面的制造方式,跟奥迪、大众等完全不一样。传统汽车厂,会把所有产线交给集成商去做。而特斯拉则不同,它会自己去研究机器,自行购买,然后只把产线的集成交给自动化集成商,做增值那部分。换言之,特斯拉对机器的理解,远远胜于那些造车老前辈。所以,千万不要把特斯拉看成一个汽车品牌公司特斯拉是一个货真价实的超级制造巨头。事实上,特斯拉在过去5年发生的8次并购,基本上全跟自动化工程有关。如今它的市值,已经轻松突破万亿美元,背后有着深刻的制造逻辑。一个伟大的公司,可以塑造一个时代的制造系统。

考虑到很多汽车企业进军零部件或考虑自动驾驶,垂直整合的步伐正在加速。

未来最令人震撼的产业形态,一定来自汽车。在这里,根本分不清楚敌友,福特与大众联盟、本田与通用结盟、大众与华为合资,这些没有边界的事情,会屡屡发生。而360要造车、富士康要造车,不过表明了汽车产业新形态正处在欣快而焦虑的成长青春期。

制造形态带动的变化,将会重塑供应链的格局。这对于认识制造的长周期,是非常有帮助的。

4/ 中国制造要优先发展战略新兴产业?

来到制造的中周期,第一重要的是看产业生命的新陈代谢。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不要总把目标瞄准战略新兴产业,因为中国制造的根基,还是扎在传统制造。先进制造和传统制造不过是一个时间的反函数,昨天的传统制造就是今天先进制造的根基,而今日之先进制造则是明日传统制造之源。传统制造,才是先进制造的根基。

纺织是不是传统制造行业?现在美国先进制造正考虑把电子、芯片做到衣服里。这样电子服装既能发电,又能通讯,这才是真正的高科技。美国高端的制造创新,就是一方面研究这样的智能纤维,一方面要同时给出实现电子衣服的制造系统。

中国作为一个制造大国而不是制造强国,一点都不丢人,也不值得气馁。中国的传统制造,逐步走向先进制造,就是金字塔,一层一层地垒上去的。从低端制造到发展先进制造,这是自然规律。水往低处流,逐渐积累,大水漫金山。

反过来则不同。比如美国正在大力发展先进制造,想把半导体制造都搬回美国。真的可行吗?即使把台积电、英特尔、三星的先进制程放到美国,但它后端的封装、测试还是在亚洲。这个根是拔不掉的。加工好的芯片再运回亚洲做封装,是很难大规模普及。高端制造,如果满地去找配套的低端制造,那是非常难的。水往高处走,高处不胜寒。

高质量发展,就是要给传统制造插上新翅膀。在这次中美贸易战的较量中,中方是保卫战,谈不上胜利,但是也没有大败。而美国制裁中国,现在则有点山穷水尽的地步。中国如何顶住了炮火?不是靠高科技,靠的正是传统制造基本面。不妨直率一点说,中国的高科技制造,至少在当下,其实是顶不住攻防战的炮火。

更好地理解传统制造的提升,对于理解中国制造的跃迁,是非常重要的。

美国汽车领袖艾柯卡为什么会成为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民族英雄?一方面他在福特创造了巨额财富,被称为美国经济型跑车“野马之父”;在意外被亨利福特二世解聘之后,他临危受命,将濒临破产边缘的克莱斯勒,重新焕发青春。另外一个方面,则是他对日本制造的强硬态度,或者他对美国传统制造的拯救,有着领先同时代的政治家和华尔街的认识。

早在1984年,艾柯卡就意识到,基础制造与高端制造相辅相成。在常年跟日本汽车界竞争的过程中,艾柯卡非常警惕日本会把美国基础制造掏空,因为没有底特律就没有硅谷。艾柯卡认为,光靠高科技挽救不了美国,必须跟基础制造放在一起。电脑行业的三大用户(国防部除外),就是三大汽车制造商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如果关了基础工业之门,就等于封住了硅片市场。艾柯卡已经意识到,不能牺牲基础工业,去发展高科技,而必须使二者共同发展。当时美国传统制造,正在受到日本的侵蚀。铁锈的味道刚刚出现,这位说话直率的意大利裔美国人,已经闻到了这股气味。一直在为产业政策辩护的艾柯卡,也大声向里根总统和美国国会疾呼,美国国家需要一个合理的产业政策,可惜无人倾听。今天美国对中国制造有着更加凶险的要求,但这场争端的根源,却是在五十年前,由日本制造而发起

现在中国传统制造需要有重新的认识。例如,很多省将压铸制造归到落后产能。锻压、铸造一向被认为是傻黑粗的高耗能高污染的低端产能,很容易进入到负面清单目录。然而特斯拉并不这么想,它采用了独树一帜的压铸一体化工艺,进行车后身的铝合金制造。它需要用6000吨的压力机来实现这一点。于是,高吨位的压铸机,成为行业里的香饽饽。力劲集团立刻身家百倍,而海天等也迅速向8000吨挺进。制造新工艺,会拉动传统装备脱胎换骨,让人无法辨认。因此,用简单的认知,来区分传统制造,很容易陷入歧途。

国资委在819文件里谈到国有企业的担当和科技创新,首当其冲的是工业母机,第二才是芯片。这也导致工业母机,这个概念一下子颇受资本的追捧。很多人都火急火燎地去查找“工业母机”到底是什么。实际上,除了机床之外,工业母机也应该包含“铸、锻、焊、热、表”这些最常规的工艺。一一翻过去,传统制造里面全是高科技。先进制造与传统制造并不分家。

5/ 一味追求专精特新吗?

中国制造需要多样化的出击。既要追求差异性,也不要怕低级战术

现在举国上下,都在推崇德国隐形冠军的模式。隐形冠军是德国西蒙提出来的一种德国中小企业发展模式,就是寻求在非常细小的领域做到全球领先。专精特新就是与隐形冠军对应而来。在中国,它甚至隐含地指向了卡脖子的反卡前哨。

实际上,不能把“专精特新”用一种情绪性的色彩定义成民族制造的英雄。对中国这样多元多层次的制造大国来讲,专精特新只能是一个阶段性的过渡性策略。因为只要一家技术突破了,必然会涌进更多的企业,很难成为想象中的少量隐形冠军。这意味着,德国隐形冠军的模式,对中国未必适合。西蒙所定义的隐形冠军,基本都是全球化布局。因为只有放在全球化的大池子里,才能养活一个国家(如德国)的隐形冠军。如果去掉全球化的出口通道,把德国制造压缩在德国8000万人口的市场里,这些隐形冠军可能立刻就会窒息。

而在中国,专精特新企业,很少有着全球化的格局。这真是一个巨大的矛盾。专精特新意味着稀缺,它在拔河绳上的另一端,就是中国制造最常见的红海舰队:同质化竞争

这通常被看成是内卷,一种低级幼稚的战术一种不顾道义的内讧。批评声一片。然而,内卷并不可怕,或者怕也没有用,它是有限资源、有限市场的必然产物。僧多粥少的结果,就是内卷。然而,这个符合市场法则,熬不住的倒下,熬得住的就是胜利者,是下游的发动机。企业家精神就被德鲁克称为一种野兽的精神本质就是你死我活,这就是市场竞争法则。所以凡是官方一起鉴定的价格,基本都会失效。

再看中国的激光产业,大概有一千亿元的产值,就有30家上市公司,还有十多家正在排队的路上。这个行业的技术脉络很清楚,一望而知,都跟某些公司某些人有渊源。从结果看,就是一个高度内卷的行业。但是中国激光,也是在发生高度进化。全球激光看中国,中国激光看汉深(武汉和深圳)。下游装备很发达,如大族、利亨元、帝尔PCB板、动力电池和光伏领域,深耕壕沟;而中游的激光器如武汉锐科、深圳创鑫、上海光惠都逼得美国老牌企业IPG节节退缩;而最上游的光学晶体如福建福晶、特种光纤如长飞,也是能打能战。整个激光器行业,呈现出一碗水端平的态势,并无太大的短板。一个内卷的行业,不影响一边剧烈竞争,一边不断进化。

如果把时间周期放开,内卷也是一种自我进化。从产业角度看,红海竞争不过是寻找下一个更低的经济平衡点而已

专精特新是一种自我优化的结果,低级战术内卷也是一种相互净化。同样值得尊敬,中国制造需要多元化的包容。

6/ 低利润,是否能可持续发展?

中国制造的确呈现了低利润的特点,但这也并不影响可持续发展

反过来去看高毛利的企业,它往往来自一个不均衡的产业形态。机床作为重要的工业母机,它需要一种规划刀具路径的CAM软件。很多厉害的机床厂家都会自己来开发,如中国机床界的一个传奇——北京精雕机床,一直靠精通CAM软件而让机床闪闪发光。然而全球各种CAM软件的图形内核算法,基本都被两家公司所垄断,最主要的一家就是德国的ModuleWorks。就在如此狭窄的领域、针尖大的空间,这家公司居然有200多人,基本都是开发人员,几乎没有销售人员。这样的企业,自然可以享受到60%的利润

这听起来像是一种过于失衡的行业形态。换成更大的行业,如中国的工程机械、仪器仪表行业,虽有近万亿元的产值,但利润上不去,因为高利润都被日本、美国或者德国制造拿走了。这中间有一个关键性的代差优势。日本的液压机械、仪表等内部的电路板,基本上都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型号。那是最早的机电一体化时做的芯片和控制电路。但是,只要中国搞不清楚,日本、德国就能稳稳当当地吃代差毛利。第二代、第三代的控制电路板早就研制好了,但是既然中国没有攻破,那他们也没有必要去采用新技术。全球传感器老大日本基恩士,是日本股市的常青树。它的创始人,成为日本最富有的人,超过优衣库的老板柳井正和软银的孙正义。基恩士像一个土财主一样,最喜欢囤积的就是现金。现金过于充裕,但研发比例很低,不超过8%。奥秘何在?就是保持技术代差,而非追求绝对领先,形成国别制造之间的利润剪刀差

所以说,要想改变低利润的现状,需要的仍然是时间。可持续发展并不排斥低利润。只要有利润,无论多低,它都是燎原星火。低利润制造,是第一波松土者;而更高的利润,则可能是第二波。中国现在是汽车动力电池大国,这片土壤最早是来自消费电子的手机电池。昔日的飞毛腿品牌,扛起中国手机电池的半边天。现在飞毛腿可能已经跑不动了,但也有70亿元的产值。最重要的,它为产业的横向漂移,留下了大量的人才。一个飞毛腿手机电池弯下腰,百十个飞毛腿汽车电池昂起头。这个过程,就是知识流动、重新开花的结果。可持续的发展,极有可能以一种接棒式的行为,实现产业的延续

7/ 制造升级,有哪些新变量

从中国制造的中周期来看,跟以前最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三个新变量,有两个是线性的。

首先是用户需求的反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下游用户会对国产制造商,流露出精心培育的心思。甚至是国企,也在小心地张开双手,去拥抱国产品牌制造商。只有用户工厂,把车间现场、工艺经验开放给上游供应链,上游制造商才能得到快速的进步。

第二个变量则是产业资本。只要能把产业的门道说清楚,资本就会蜂拥而至。资本其实也是技术盲,也会盲目跟风。国资委819文件出来之后,不管工业母机是什么,整个机床行业的股票全部大涨。像目前大热的工业软件,哪怕是只有上千万元的收入,也会受到投资公司热烈的追捧。对于苦日子过惯了的工业软件界而言,这真是一段令人热泪盈眶的日子。这也说明,任何一个产业都需要一种音量,让外部人听得见这个行业的未来。只要能让资本能听得懂,就有周旋的空间。每个行业要发出正确的求偶信号,要有人为行业代言,并注入正能量,这个行业就会更多的资本注入。

最后一个变量是基础研究的外溢。创新,是要有技术来源的,戏法变到最后还是要看眼疾手快的基本功。基础研究的焦点,又会回到大学院所,回到产学研。但过去多年来,这条技术路径从来就是麻球一团,需要来一次系统性的修复。这是制造之外的功夫,可以看成非线性的变量,投入很多钱也不一定管用。而前面两个则更像是线性变量,付出更多,收入更多。

8/ 如何认识数字化转型

现在来到了短周期。这是企业家完全可以有所作为的主战场。通过长周期能看到一个时代的制造格局,在中周期能看到一个产业的更新换代,而到了短周期,就是企业家自己的舞台。

数字化转型是无法躲开的选择。要理解数字化转型,可以从了解工业软件的逻辑开始。机械产品,进化到机电一体化,再到现在的机电软一体化,整个工业品进化逻辑,通过软件的透镜,会更容易理解。

在软件对制造的影响越来越大的时候,中国企业家的技术能力,会出现一个力不从心的断层。从一个机械工程师,过渡到一个机电工程师不难;但从一个机电工程师,想要成为一个软件工程师,则要难得多。这是有技术代沟,绝不是自发能交接过去的。这也意味着,一个企业必须从顶层开始,补齐软件的能力。

齐刷刷向软件行业进军,这种场面在各个领域都不罕见。全球十大医疗器械厂商,都在非常明确地制定数字化转型的战略。无论是排名第一的美敦力,还是紧随其后的强生和雅培,这些1000亿美元收入的企业,都在大张旗鼓地深度布局远程手术、数字化护理等。而这种战略的核心,无一例外都是通过收购软件公司来实现。要知道,在这个利润丰厚的医疗器械行业,存量资金大约有5000亿美元保持着流动性,软件的并购将是一个巨大的盛宴。

而数字化转型,可以不拘一格,从多个角度出发。从商业模式来讲,可以从开拓订单和关爱客户入手;而从社会环境的角度看,合规和去碳则是必须需要做的。就双碳战略而言,早日去碳反而成为一种碳金竞争力。数字化转型的罗盘,总是要转起来,应时而动,量力而行。这是短周期需要确立的雄心。

9/ 质量思维过时了吗?

质量是中国的老生常谈问题,但这个题目就像是加了太多卤水的豆腐脑,被点死了。每人都在谈论,每人都在按以前节奏办事。

然而,随着长周期和中周期的叠加,质量已经变成一个战略性问题。如果细看过去,所有的中国制造,只有四个问题:第一是造的不够快,比如飞机有市场,但现在美国波音一个月制造54架,而中国ARJ一年也就造几十架,太慢了;这还是幸福的事情。第二是造的不够准,根本不知道用户要什么,这是产能过剩的祸根。第三是造得不够好,质量不过关;第四就是造的不够格根本就造不出来,如14纳米的光刻机。这些问题,70%以上都跟质量都有关系。所以扭住质量这个牛鼻子,就能解决中国制造的大部分困惑。

因此,虽然是老话题,然而企业家还是要抖擞精神,看清楚“质量”这个老对手,重新建立质量思路,形成“新质量思维”。新质量思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在质量体系中,把用户加进来,在功能之外,充分考虑用户的体验。体验质量的崛起,让用户不再是工厂边界之外的最远端,而是在工厂里面的设计和制造的约束因素。

扬州扬集镇是中国的牙刷之都,中国酒店80%的牙刷都是这里制造。但是,当一家年轻的初创公司,重新设计一把牙刷的时候,扬集镇没有一家能够制造。这家公司不得不去求助于河北一家做高端牙刷的代工厂,不得不跑到日本东丽去寻求牙刷上的每一根刷丝。这家企业,对牙刷的质量,进行了重新的定义,它贴近人们护理牙龈的需要,从而定义出一种又软(不擦伤)又韧(不折弯)的牙刷。

这把牙刷大获成功,成为人们牙刷的新宠。实际上,身边的每一个产品,都可以从体验的角度,重新定义。我们需要重新发明每一只轮子。

丰田汽车美国研究院院长前两天在美国路透社峰会上说,不是每个人都需要电动车。而且,丰田老大丰田章男也一直在攻击日本政府在电动化上走得太慢。这三年中,可以听得到丰田一直在抱怨;然而也就是在这三年中,上通五菱的电动车,则在迅速迭代,其中的一个车型宏光Mini上市一年多,销售量达到40多万台,当前每月销量四万多台,狂扫全球排行榜。全中国卖的最好的车就是这款宏光Mini,现在已经进化到NANO定制车。在丰田抱怨的三年,上通五菱已经进化了6代。上通五菱面对用户的体验质量,已经抓住了年轻人的心。

美国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民族英雄——克莱斯勒总裁艾柯卡,一直在强调年轻用户的重要性,包括他以前担任福特总裁的时光。艾柯卡被称为“野马之父”,因为它为年轻人打造一个经济型的跑车:野马。

历史很容易复制,经典很容易致敬。上通五菱在将用户置入整个设计和制造之上的时候,体验质量成为它脱颖而出的战略利器。


新质量思维,值得每个企业家,在短时间内重置观念。就像电脑重启,很多旧的缓存(网页Cookie)、过时的认识,都需要清楚掉。质量,已经大有不同。

10/ 制造商需要什么样的供应链?

毫无疑问,中国制造现在要从单打独斗,走向联手。然而中国制造,长时间以来,就困在微笑曲线的陷阱之中,感觉中国制造就是处于最下端。但是,如此简单的曲线,掩盖了实际伙伴之间的合作关系。中国制造需要走向一种“灰度创新”,制造界的价值并不是微笑曲线的一个单线条,而是类似兔耳朵一样的重叠区域。在这由几个组织之间共同合作而形成的灰度区域里,知识跨组织流动,创新是以混合的形式发生的。对于制造型企业,并非只有“源头创新”、“设计创新”、专利等,在工厂现场,通过与上游的设计,以及下游的用户,可以紧密地结合起来。

在工业发达的国家,许多初创企业尽管有着良好的源头创新,但由于制造环节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还没有来得及积累足够用户的时候,就可能已经夭折在创业途中。而中国制造广泛而多样化的土壤,则为此提供了孵化创新技术的大量可能。光伏就是这样的例子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光伏的王者2020年全球TOP10组件企业,前10名中国占了9家。为什么美国发明了光伏技术,最后却在光伏产业上,收获寥寥?这要从国际供应链的大格局来看。光伏产业的加工,其实跟半导体很类似。半导体的工艺加工,主要集中在亚太;硅材料也主要集中在东亚。这意味着,跟光伏关联的产业,基本都转移到东亚地区。而德国、美国等一些原本光伏产业发展还不错的国家,尽管在某些细分技术还有优势,但是由于制造技术的配套不足,不具备大规模发展的产业基础。

这就是制造工厂,与设计、与用户,可以产生强大连接力量。从而催生出一种联合式的创新。这种一种结合部的创新,制造企业与上下游的联合创新,处在一个交叉地带。它位于企业之间的结合部,呈现了灰度特征

高质量发展需要重新思考供应链的伙伴关系。作为企业家,需要有更好的包容和合作态度,与供应商一起打造新型伙伴主义

智能制造不一定全是智能和大数据的事情,也要学会向传统制造损耗的每个百分点开刀。中国工程机械厂家,在全球Top15里面占4家。但实际上存在很多问题,比如整机系统效率比国外差距很大,层层“漏气”。中国行走机械还处在传统液压流量控制,而国外已经进入电子液压的压力控制。控制好基础,就上了一个大台阶。全球第一的卡特彼勒、液压先锋博世都已经进入到电子电控的局面,但是中国还迟迟没有完成。然而要完成这样的事情,对任何一家企业,无论是主机厂、液压厂,或者是电子配件,都是力不从心。唯有联合,把面向对象的仿真、运动控制、主机、液压厂绑定在一起,甚至考虑5G的优势,以一种打群架的方式,才能真正迎头赶上。

中国制造能力已经沉淀了很多,就差一种激活方式。比如新宝是国外很多小家电品牌的代工,占据出口量将近10%。然而多年来,并无自己的品牌。前几年,通过引进英国摩飞的品牌和设计能力,并在下游跟用户采用了直接接触的方式,重新整合柔性供应链,结果在国内发展得非常好。一举突破多年来“美九苏”(美的、九阳和苏泊尔)在小家电的垄断地位。

重新思考伙伴的力量,借助于供应链的联动能力,打造新型伙伴,是企业家在短周期内值得审视的战略。

0/ 小记:从最挣钱到最花钱

从长周期来看,全球供应链的流动性正在人为受阻,供应链攻防战在地缘制造开始发挥作用。如果以前是基于经济驱动,那么现在则不完全是,而且区位之间有攻防对垒。而供应链的组合形态,也在呈现新的局面。

从中周期来看,核心问题是产业的新陈代谢,吐故纳新,传统制造的熠熠生彩和多样化的面貌,是一个高质量发展的亮点。即使是不可避免的低利润也自有缓慢成长的积累机制。

而从短周期来看,这是企业家最能把握和决定的。数字化转型、新质量思维,以及跟供应链的联合创新,成为应对制造大变局的有效手段。

中国制造的当下,正是三个周期的叠加。对企业家而言,长周期来看,需要登高望远,看到格局;中周期则是围绕产业,要正点上车;短周期则需要挥起鞭子抽自己,重新拷打发展思维,对数字化、新质量、伙伴关系等有一个重新的认识。

2001年加入WTO以来的20年,中国制造给国家创造了大量的外汇,从这个意义来讲,中国制造是一个最挣钱的行业。但面向未来20年,中国制造将会成为一个最花钱的行业,从而挺近中高端制造。国运时刻,正在迎来中国制造的历史性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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