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广东30周年纪实(上篇)
发布时间:2019/4/22     点击量:105

南下广东30周年纪实

娄更生文 

引子:

1988年夏季,宁海大地迎来了罕见的旱灾。40多天无雨,水田开裂、河流见底、庄稼干枯。明晃晃的太阳在每一天都恣意地散发它巨大的热量照耀着日渐枯萎的植物。7月29日下午终于迎来变化,下起雨来了,久旱逢甘霖的喜悦飘在每一个庄稼人的脸上。夜晚降临后,我们在雨声伴着夏日难得的凉意中满怀希望地睡下。凌晨时分,我们在巨大的洪水声、伴随“发大水了”的惊恐叫喊声中惊醒,衣服都来不及穿就抹黑逃命。宁海有史以来最大的7.30洪水发生了。其后数月,我们用锄头、簸箕加肩膀重建冲毁的疮痍家园。

正文:

    广东省惠州市下角青年桥。

祖籍宁波的港商罗本良,和人合伙在这里办的世界最大圣诞树制造厂需要机修方面人员。由宁波市侨联负责招工,为“照顾”受洪灾影响的家乡宁海,把招工指标给了宁海县劳动服务公司。1989年4月上旬,红色的招聘启事贴在宁海街头,被在燃气设备总厂机修车间做车工的我看到了:月工资400元包吃包住。对月工资是135元的我无疑有很大吸引力,于是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考试。考试在南门制作剃须刀的蓝星电子厂举行,每位应试者车制一个 Φ45左右带有内、外螺纹的试件。我和葛为利、徐伟平、张韬4人被录取了。葛为利和我在同一个乡,而且一起在管道阀门厂工作过所以彼此认识。有个长者熟人可以一起下广东心里踏实不少,父亲嘱托葛为利照顾仅满17周岁的我。除我们4个车工,还有朱海峰和徐知列2个铣工。在宁城商场3楼的劳动服务公司办理了手续,经理胡学青决定由姚江阳大哥送我们南下,出发时间定在1989年4月22日。

乡下农村到县城的交通不便,我带上家里能够凑出的全部积蓄:9张10元版“大团结”共计90元,和葛为利在1989年4月21日就先到县城地势最高的桃源桥东方旅馆住一夜,这里距劳动服务公司最近。4月22日早上我们6人在劳动服务公司姚江阳大哥的带领下,离开了我出生、长大的故乡宁海向广东出发了。

广东在浙江的南面,说是南下,实际得先北上近300公里到省城杭州才有火车。第一站坐汽车到达宁波,我们先去拜访了宁波市侨联的领导,他们肯定是和我们讲了一些话,但我没有印象了。

傍晚时分我们在宁波站坐上了往杭州的绿皮火车,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火车、坐上火车。一切都是那么新鲜:此前我听说过铁路,以为县城的柏油路黑乎乎、硬梆梆的就是“铁路”。葛为利告诉我火车二头都可以开的,我大为惊奇这么长的车还能倒退开?

夜里到达杭州后在杭州住了一夜,23日早晨再坐杭州至广州的直快列车经江西向塘、湖南株洲,恰逢广交会期间,车上非常拥挤,留意到这一程的火车票价为25.6元,经过二次“调头开”、二天一夜37小时的跋涉后终于到达广州。24日夜里我们蓬头垢面、疲惫不堪地步出了广州站。我看到迎面霓虹灯闪亮的红棉大酒店、流花宾馆是那么的高档,背后4层楼的广州站是那么高大,二侧标语“统一祖国、振兴中华”提示了南方这个城市的使命任重道远。

我们被满眼都是举着住宿牌的拉客仔带上大客车运到说是很近、实则超过半小时车程的“军区招待所”住宿。4月25日早上再回到广州火车站,姚江阳带我们去旁边汽车站买到了下午往惠州的汽车票。上午还有一些时间,我们去附近的越秀公园玩,在五羊石像前拍了照片,后来135胶卷冲洗出来的照片全部都模糊难辨无保留价值。午饭后乘上了往惠州的大巴,经过4个多小时的颠簸摇晃,天黑时分我们终于到达目的地惠州市下角青年桥旭发工艺制品厂。从21日出家门计算,在途4天多了,而此前我的最长在途时间为3小时。经过火车、汽车这么长时间的颠簸,我在惠州的一个多星期都感觉到大地一直是在摇来晃去的。

我们6人的考试、差旅等一切费用都是由劳动服务公司代为支付,从报名考试开始到到达惠州工厂自己没有出任何费用(后面应该是由惠州旭发工艺制品厂的母公司,香港宝途公司承担所有费用)。

看到明显比江南那边高大了很多的棕榈树、结满成梳沉甸甸果实的香蕉树、金灿灿的菠萝、长刺的木棉树、独木成林的榕树…,还有家乡从未见过的空心菜、香菜、苦瓜、番石榴、杨桃…,一切都感到身在异域的新鲜、新奇。

26日早上我们到旭发工厂上班,因工作岗位未准备好,我们可以先休息一天。我们6人和姚江阳去惠州西湖玩了一天。

27日才开始上班,后来才知道车工张涛是通过关系进入我们队伍的,车床技艺不熟练,上班当天就被辞退。剩下我们5人被安排住在厂外不远的一处农民房一楼同一个房间。分成白班夜班二个班轮流24小时工作。我和徐伟平、徐知列一个班,朱海峰和葛为利一个班,虽然同宿舍同车间,但作息时间正好相反,平时只能在上下班时打个照面,只有节假日才有可能聚在一起。同年底我们随工厂从惠州市搬迁到深圳市布吉雪象村新址新厂房,更名为宝吉工艺品(深圳)有限公司。

这个工厂的企业文化是等级感强,层次明显。因为和内地的待遇反差较大,南下寻工的人很多而工作机会相对短缺,每天厂门口都聚集着乌压压一片人在等待工厂万一有招聘需求时可以捷足先登。因此大家在职都很珍惜这份工作,鲜有人辞职,我在无数个夜晚的梦境里、自己因失去了这份工作而面临打道回府的窘境实际没有出现。工厂就有底气在每年春节员工返乡探亲时淘汰一批员工,方法是每个人离厂时都要做好次年被解雇而不须回厂的准备:能带回家的物品都带回老家,带不回的打包好待工厂春节后公布是否被解雇再免费邮寄。春节后没有收到续聘信的为解雇,相对年长的葛为利在这个阶段被解雇。

实际上解雇也会收到感谢信,并不是没有收到信的就是解雇,有员工因为没有收到续聘信以为被解雇而未返厂,闹过乌龙。

    我一直想把还在管道阀门厂做车工的好友葛建武、务农的弟弟娄建杰介绍到宝吉公司做车工、普工而未能如愿。我多次和葛建武说在下一个招工季应该可以了,而实际一直没有做到。我心怀愧疚,估计他也是不满我的介绍不力吧,后来他就和我渐行渐远了。

『宝吉公司给员工春节探亲假、补助路费、每年旅游这3项企业文化我很欣赏,1997年生辉一成立就借鉴过来,已经实施了22年,在生意非常差、甚至风雨飘摇时仍然照做不动摇,年复一年,生辉的老员工已经到过包括西藏在内的中国大部分省』。

1990年初,徐知列、朱海峰相续有各种原因而出厂返乡,年中徐伟平和他人吵架也离开了宝吉公司返乡,至此我们一行6人一年出头就仅剩我一人在广东了。

随着同乡们离开、厂里生产规模扩大需要机修车间制作更多的专机设备,制作任务变得日益繁重。我才发现在机修车间上海籍领班苏正良管理下做车工永远没有出路,和他一起抽烟、打麻将搞好关系的,工作就可以很轻松:陪他聊麻将、喝茶,上班少干活、打瞌睡也行,我看到一个上海籍员工上班拿一根螺杆压缩机的齿轴磨洋工足足抛光了一个月。而不愿意溜须拍马、不抽烟、不打麻将的我,面对从香港运过来一个个货柜的材料在车床边堆成山,一天站到晚地劳作。夜里他们还要坐在我的床沿上打麻将吵到凌晨,白天干死夜里还休息不好。在这个工厂我觉得自己还有许多的才能没有发挥、我可以做的更好,我还曾向舒正良提出:能不能给我换个更有挑战性的工作岗位?舒正良不耐烦地说你是不是也不想干了?我吓的不敢再说二话。

我于是许多次给父亲写信说6个人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实在受不了这种工作,我要回家。父亲只会在意他的烟酒能不能正常供应,回信给我说不能回家,回家只能是死路一条。这种情况下家乡我是回不去的了。

我想,必须要另谋出路,否则我可能就在这里累死了。于是在上通宵班那段时间,白天在深圳范围四处去找工作,夜里拼命工作。白天不能休息去找工作,那个疲劳程度啊,做车床站着都会睡着。

1990年夏季,我几乎跑遍了深圳的20多个镇,终于在1990年10月,我凭着从书上看来的知识,成功应聘到位于经济特区内,上步区华强北路上步工业区405栋的深圳超艺五金标牌有限公司做模具工,完成了从车工向模具工的转变(其后我在深圳工作的所有单位都在经济特区内)。

开始真正接触模具后,纸上的知识毕竟不全面。我得到了线切割师傅陈华标的帮助:告诉我应该先热处理再交给他线切割;我同时再观察其它他师傅的手法,对这方面我的领悟、模仿能力不错,第一套复合模就像模像样做出来了。试模结果非常理想,成功地在脱离宝吉公司后,到特区内的工厂站住了脚。一个月后该厂扩产,我所在的车间搬迁到了相对郊外的皇岗村,从上步工业区到皇岗村要穿越岗厦村和一大片水稻田才能到达。我在该厂立稳脚跟后不久,把又出来深圳找工作的同乡、宝吉公司同事朱海峰、徐伟平也介绍进厂。

1991年在皇岗村的一年多我度过了人生中最快乐、最无忧无虑的一段打工生涯:

超艺公司是我在深圳打工唯一一个同事之间不互害、自残的工厂,也是唯一一个由广东人为绝对主力的工厂。在我们后面才加入模具制作队伍的模具工李健,我们都知道他会出位成为的领班,我们还是在工作上配合他、支持他、帮助他,不拖后腿、不设陷阱。他成为领班之后,在我们心中、在老板心中都是一个好领班。这印证了在帮张立峰的万利达管理模房吕根兴说的:招聘的所有员工里面,广东人最佳。吴川籍庄王明在上班时经常唱的粤剧《帝女花》后来我还拿来做过手机铃声,虽然我们都讨厌他总是混加班到下半夜。

1991年3月31日,周日休息的雨天,我和朱海峰在皇岗吉龙工业村超艺公司一楼楼梯口避雨,同单位的保安门卫蔡青权看到有二位姑娘也在避雨就上前搭讪。了解到她们是江苏江阴人刚到二楼这家服装厂打工,江浙也算是半个同乡吧!我的另一半出现了。

来到广东2年后的1991年春季,劳动服务公司经理胡学青终于发现了商机:深圳需要各种人才,可以把宁海的模具等工种输出到深圳。他带领同事到深圳考察后,就在红岭中路中贸大厦设立了办事处,派姚江阳、后援吴宇鸿两位在深圳开展业务:联系需要用工、特别是模具方面人员的企业,从劳务人员处收取300元/人的佣金。   

随着他们业务的推进,陆陆续续来到深圳的务工同乡逐渐多了起来。刚刚成立的康佳模具中心、赛格永利等模具车间就有相当一部分是宁海人。劳动服务公司的另外一块收入就是为在深的劳务人员代办边境通行证、给劳动手册盖章,每人收取50~100元的服务费,办事处经常门庭若市。也成为许多刚到深圳不久的同乡落脚点。朱海峰和吴宇鸿是同学,我们也就经常前去造访。后来他们搬到南通驻深办,再搬到建设路南洋大厦直至撤销。

在华侨城康佳电子模具中心工作的同乡们每人有2张内部电视机购买券,可以以1980元的价格购买20英寸彩电一台。我和朱海峰获悉后去讨要,20多个同乡里只有金礼平掏出了一张赠给我们。1991年8月21日,周三,厂里因这天错峰停电是休息日。我和朱海峰到华侨城康佳提到了货,为节约路费,那天中午我2人一路轮流换手把电视机徒手沿海边老的福华路(现在的滨海大道一部分是当年的福华路),冒着酷暑抬到了皇岗吉龙工业村。让全厂同事可以在我宿舍看上了彩色电视,收看的主要是香港翡翠和无线这几个粤语台。

同年底,我买下朱海峰那部分所有权,把电视机运到罗湖火车站托运回乡,父亲再跑到1百公里远的宁波火车站去提货。那时候彩色电视机在农村是稀有之物,我老家的这台可以在村里排前五、且屏幕最大。

在皇岗村超艺公司工作时认识了早期工程兵转业到深圳,工作和居住在上梅林的同乡杨贤建。他也是我初中同学、并同桌一学期杨建村的大哥,在外遇老乡格外亲切。在他的带领下我知道了股票。初期的原始股股票销售需要大力动员,差不多是一项政治任务。但事实证明购买了的人都是挣到钱的。

    1991年夏季,在发展、金田、万科、安达、原野、宝安这6支老股上市后再发行认股抽签表已经不需要动员,尝到甜头的深圳老股民踊跃排队购买,500万张认购表卖出去300多万张,所有参加购买认购表的都可以顺利买到。他借用了我和女友、还有朱海峰的身份证填到认购表中去抽签。结果我女友的身份证中签,可以认购2000股中华自行车原始股。他分给我500股认股权,我半信半疑地以3.75元/股的发行价购入500股,结果在不久就涨到20元左右,我沉不住气在1992年春出售了(2周后最高涨到25元左右我后悔了好一陈),这一单我挣了近8000元,相当于我来深工作了3年来的所有积余(当时连加班的月工资是900多元)。

1992年1月,深圳没有高速公路也没有机场,只能一路坐火车南下的邓小平第二次视察深圳,为争论中的“姓资姓社”定方向:不管白猫黑猫、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在中国第一高楼国贸大厦楼顶旋转餐厅发表著名的92南巡讲话后,神州大地掀起改革开放的高潮。来深参观学习的考察团络绎不绝,然后有了《春天的故事》。

1992年2月,我和朱海峰从皇岗吉龙工业村超艺公司跳槽到华侨城显力电子厂做模具工作。在该厂只做了3个月,以色列犹太人老板来华视察车间而闹了误会,我和朱海峰一起被莫名解职。朱海峰至此离开了模具行业。我则在6月份进入车公庙的杰士美电子公司做模具工作。

1992年8月9日,深圳再次发售新股认股抽签表时,我已经知道了购买方面的知识。提前向父亲说了需要一批身份证来购买新股抽签表。他在家乡帮我借来100多张身份证特快专递寄到深圳,同时我向还在宝吉公司工作的梁有海借来30来张身份证。

    每人可凭10张身份证购买10张抽签表,每张抽签表售价100元,中签率10%。我没有那么大能量能动员10多人去帮我购买,实际购买的人就是我和女友,还有在南头的同乡夫妇共4人。能够用到40张身份证、4000元现金就够。

当时深圳的股票市场已经非常火热,据说有130万人云集深圳抢购500万张抽签表,每人都带有整袋的身份证。我和南头夫妇8月8日下午开始在南头一家银行前面通宵排队,近500个点我估计是每个发售点发售1万张抽签表。我们排在队伍比较后面的位置。我反反复复数了排在前面队伍的人数为600~700人之间,在千人以内的都能够买到吧!就这样熬过了一个不眠夜晚。洗澡当然不行了,人有三急也只能就地解决。8月9日早上银行开门前队伍已经躁动得明显变形了,一开窗的瞬间前面队伍就成了人堆。不到一个小时窗口就关闭:说是卖完了。我们排队的队伍都没有怎么前进过呢,1万张抽签表对应1千人,这么快就卖给了1千人?牢骚、不平没用,队伍慢慢地散了。其它银行的情况也都差不多:准备发售2天的窗口不到半个上午就结束了。再看看遍布深圳的500个左右发售点,满地便溺、包装物、凳椅、鞋子、…甚至证件等垃圾。绿化带、公路栏杆全部踩成了平地,整个深圳就是人间地狱般的大垃圾场,什么都瘫痪了。

8月10日夜里,没有买到抽签表的股民上街游行,发生了打、砸、烧事件,好像也没有警察出现,深圳市此刻好像是处于一种无序的混乱状态,这就是当年震惊全国的8.10事件。

    发售过程的舞弊现象严重,局面已经失控,绝大部分抽签表都被内部销售人员私吞了。外面100多万人云集深圳没有买到抽签表,形势严峻。深圳市政府顾不得请示中央,紧急决定把明年的新股发行指标先拿来用,加印500万张抽签表发售,可还是来不及了。于是抽签表兑换券出现了:巴掌大的兑换券可以在后期兑换10张抽签表,兑换的抽签表权益和前面发售的抽签表完全一样。这样就只要紧急印制50万张不需要特别防伪措施的临时兑换券就能解决问题。

    11日下午兑换券到达各银行发售。政府也派了更多的警力,并且采取让每个排队的人蹲下来的管理方法,蹲下来就不能像站着的人那样到处乱动,别人插队也不容易。那时车公庙属于比较荒凉的工业区没有银行。我来到女友工厂所在地田面村,她要上班没有参加。我一人在发展银行门口排队。这次秩序非常好,小半个下午就凭10张身份证、1千元现金买到了一张无记名兑换券。

    在南头的同乡朋友也在南头就近帮我购买。几天后告诉说没有买到,把身份证和钱还给了我。我很奇怪怎么会没有买到呢?这兑换券是所有参加购买的几乎都能买到的。但后来我了解到是买到的,马上以3千元的价格转让给他人,挣了2千元。我很是生气,但经过一段时间考虑,还是没有去说破,就当这事没有发生过。

我选出我认为关系最铁、最可靠的10人:自己、父、母、弟、女朋友和奶奶6人(妹妹尚未成年没有身份证不在之内),同村村民仅4人,广西籍好友梁有海寄来的30余张身份证我一张未选。认为毕竟是自己家乡人知根知底可靠吧!兑换券兑换到10张抽签表后,我把这10人的信息填到10张认股抽签表上。其它借来的身份证全部寄回去了。

后来梁有海说他没有收到我寄还的身份证,有人看到这个邮件在宝吉公司办公楼前台,但没有到梁有海手里。为此他被一部分出借人追要,赔给部分人再办身份证的30元费用。

   “8.10”事件直接导致深圳市政府主要领导工作岗位的变动。18年后的2010年8月10日,时任深圳市市长的郑良玉谈起往事,流露出遗憾的同时,也不讳言自己应承担的责任:

作为主政者,我们后来总结教训时发现,我们当时出现三大失误,导致事件几乎失控:第一大失误是低估了炒股大军的热情。第二大失误是低估舞弊现象的严重性。第三大失误是不该确定中签率。

按照10%的中签率,我的10抽签表有一张中签:序列号08995711~08995720尾号为9的那张,对应我填的名字是娄美荷。后面买卖股票就要用到她的身份证,可这张身份证在邮寄过程中竟然给丢失了,这给后面的一系列纠纷增加了麻烦。

1993年4月14日9时许,我正在罗湖东门中兴路一家模具厂上班了个把月,意外接到家乡的一个来电,在大娄村工作的娄民岳和我说:你爸爸没有了。我听了根本不信,认为他在开愚人节玩笑。后面我小爷爷娄月长和我说是真的,早晨因为脑溢血去世了。

    我头脑一片空白,过了好一阵才恢复状态,死亡第一次降临了我这个家庭:嗜烟酒比命重要、当然也比我们重要的父亲,几乎没有享受过儿子成为顶梁柱后的幸福生活,早早走完了他的一生。我立即停止上班,通知在深圳找工作的弟弟和在莲塘上班的女朋友,再告知在建设路金融大厦炒外汇的朱海峰,帮我一起购买回乡机票。那时候交通远没有现在方便,我们3人第三天坐火车到广州再乘飞机到宁波,在4月16日傍晚才到达村里奔丧。

    办完父亲丧事后我一度萎靡不振,那一年是我人生比较灰暗的时间,做什么事都不顺利、没有心思:

返回深圳后,闻悉朱海峰把我投给他炒外汇的全部积蓄一万余元亏完爆仓了,给父亲办丧事已花了大约一万。至此已经把股市挣的、打工的积蓄全部耗完了,我又变得像刚到深圳那时一贫如洗。后来我到盐田、华侨城康佳、布吉木棉湾短暂工作数天、个把月均无心工作,只能无果离开。后来去老东家车公庙杰士美的总部珠海杰士美,在主管蒋春生的引荐下见到了老板娘,她收留了我。我和弟弟建杰踌躇满志准备发挥自己的特长好好干一番模具。但大厂人际关系复杂、阶级斗争明显,我这种技术型在这方面就像在宝吉公司那样频频处于下风。终于在自己犯了大错被小人揪住后,报告到香港董事长而直接扫地出门。老板娘闻讯无可奈何地直骂我傻。那天晚上回到珠海九州港北侧海边的出租屋宿舍,在贴马赛克的地板一动不动的躺了好几个时辰。这是我唯一一次在珠海的工作经历,这100天也是这一年最长的一份工作。结果就像丧家犬一样收拾行李离开了珠海,经广州的朋友处短暂停留后返回家乡。

不久村里传出一个对我影响很大的谣言:

    我借来买新股抽签表那些身份证是在深圳抽奖用的,娄美荷的身份证中了30万大奖。我父亲因此而被财压死了。

    我需要娄美荷的身份证买卖股票被说成是:大奖不能一次性领出,需要若干年时间凭身份证分批领取。

    娄美荷及她的家人们闻讯,既然我中了这么大奖,总得有所表示吧。那时候我们村普遍比较穷,基本还是在万元户就已是富裕了阶段,30万无疑是天文数字般无法想象的巨款,如果我真中了大奖,给身份证主人一些报酬是必要的。

    子虚乌有的大奖传说从何而来?我通过了解和分析,是一些见不得别人好的人,捏造出来的一个对我“高明”打击的手段。通过村民们的口口相传而变得越活灵活现。我到经济特区工作,这就给了一部分原来一起贫穷的村民不爽,他们更愿意相信我是通过运气好、或者就是坑蒙拐骗得来的好日子,而非来自勤奋、努力和拼搏。从广东回去的部分同乡对于这种传说态度暧昧,更让村民认为我的中大奖确有其事,我是有口难辨了。

娄美荷家族在这种氛围里当然也不是能够泰然处之了,经过反复纠缠,后面提出让我酬谢:一台黑白电视机、2条香烟,这事就算结束。我当然无法接受:如果我同意了这个要求,也就坐实中了30万大奖的事实。我不承认,让她和村民认为我竟是这样一个忘恩负义、虚伪无耻的小人。

23虚岁的我就这样度过了这昏暗的一年。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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